自己不小心丢了财物,别人捡到交还给你,你首先应抱以感激之情,即使发现数目与丢失的不相符,也应从多方面查找原因,并妥善考虑要不要追究对方责任,更要避免伤及无辜。如果你丢失的财物真的没被对方全捡到,你硬盯着人家不放,岂不冤枉了人家?反过来,如果对方是有意截留,只要你慢慢取证,相信迟早会水落石出的,又何必急于将人家告上法庭?何况即使告上法庭,你也不一定胜诉!

忽然想起我本人曾经经历的一次可笑之事。有一次,从报上看到有人故意丢钱,然后逮住捡钱者进行敲诈的报道。不日,早晨上班,在单位门口看到地上有一张潮湿的两毛钱钞票,刚想捡起看看,忽然又本能地弃它而去,生怕这也是谁设的圈套。现在想起此事,不免为当时的心有余悸感到好笑。可看了前面的新闻,捡钱归还者竟然成被告,我又迷惘了,今后再遇到别人丢失的财物,我该怎么做呢,是路不拾遗,还是拾金而昧?

捡钱者因被失主怀疑藏钱而受质问,人们很容易将之与此前发生的好心人扶跌倒老人反被索赔事件进行类比。只是,与之前偶发的个例不同,当这种被人们归类于“恩将仇报”的事件,以新闻集聚的面目出现时,本身就昭示着一种社会现象的吊诡。它至少意味着,不仅社会出现了信任危机,身处事件之外的人们也正处于严重的道德饥渴中。从人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失主进行道德讨伐可看出,在充满戒备防卫的语境中,人们从一些偶发的善举中更希望看到相应的道德回馈,比如感激,从而重建濒危的道德互信。

套用一句经典的恋爱话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最遥远的距离”的确是当下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态。状告捡钱者的失主心理大体就是如此。也因此,充满道德义愤的人们大可不必把“反咬一口”的失主都打入道德洼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正是这样做的。相比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确更需契约合同来规范社会道德秩序。法律,正是那个将人们的道德伦理强化成法律责任的天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判决的过程,不仅是清晰还原事件真相的过程,还更应在人们心中树立起陌生人社会在道德上的法律示范效应。